改革開放30年征文：回眸3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與不足
點擊次數(shù)：425次|時間：2010-07-29 12:02
中國人的年齡有“虛歲”和“周歲”之分，計算虛歲是一種“國粹”，計算周歲則是一種“舶來品”。虛歲的計算方法是人一出生就算一歲，而周歲則是以人出生以后的實際時間來計算的，有一年才算一歲。因此，虛歲一般都比周歲多一年。有人說，人的年齡按虛歲計算比按周歲計算更科學、更合理，其理由是虛歲將母親“十月懷胎”的時間也計算進去了，一個人的生命是從其母體懷孕那一刻開始的。對于這種認識和解釋，我深表贊同。
1977年5月24日，鄧小平發(fā)表了《“兩個凡是”不符合馬克思主義》的著名談話，這是“文革”之后射向肆虐二十年之久的極“左”思潮的第一支響箭，是中國改革大業(yè)開始醞釀的第一粒萌芽?？梢哉f，鄧小平《“兩個凡是”不符合馬克思主義》談話的發(fā)表，標志著作為一個生命體的中國改革開始“孕育”；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，則標志著作為一個嬰兒的中國改革的正式“誕生”。如果計算到現(xiàn)在，改革的“周歲”當然是29歲，但其“虛歲”則已達整整三十歲的“而立”之年了。按中國人過生日過“虛歲”的傳統(tǒng)，中國改革的三十歲生日應該隆重地紀念和慶祝，更應該認真地反思和總結。
盤點三十年的改革大業(yè)，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、令人欣喜。概而言之：
1977年，對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“工農(nóng)兵推薦上大學”的高校招生體制進行根本改革，重新恢復了原來通過考試錄取大學新生的體制；
1978年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黨的工作重點轉變?yōu)樯鐣髁x現(xiàn)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，實現(xiàn)了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；
1981年，以實行聯(lián)產(chǎn)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(nóng)村經(jīng)濟體制改革，如春潮浩蕩般地開始在全國范圍蓬勃發(fā)展，并迅速取得卓著成效；
1984年，以增強國有企業(yè)活力為中心的城市經(jīng)濟體制改革全面鋪開；
1987年，黨的十三大對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，盡管這場改革開始不久就夭折了，但畢竟是對傳統(tǒng)政治體制進行的第一次猛烈沖擊；
1992年，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明確提出了“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”的科學命題，為經(jīng)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，挽救了改革開放幾乎被“左”禍回潮葬送的危險命運，揭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蓬勃發(fā)展的新篇章；
1997年，黨的十五大實現(xiàn)了所有制改革的重大理論突破，開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具體實現(xiàn)形式多樣化的實踐探索。就總體而言，國有企業(yè)股份制改造和現(xiàn)代企業(yè)制度建立的實踐進程，比較順利，成效明顯；
1998年，新一輪的政府機構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了實質性推進，同時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正式施行將農(nóng)村基層民主向前推進了一大步；
200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國家公務員法，盡管有明顯的缺陷，甚至還有些“開倒車”的嫌疑，但畢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十多年實踐探索的法律化結晶，標志著仍不盡如人意的中國特色公務員制度的初步確立。
近些年來，盡管醫(yī)藥衛(wèi)生體制改革和住房體制改革基本上失敗了，但失業(yè)保險、人身和財產(chǎn)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畢竟逐步建立起來了，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客觀要求。
但是，對中國改革進行整體分析，無庸諱言，三十年改革的實踐進程還很不平衡、很不協(xié)調。有些領域的改革明顯地處于滯后狀態(tài)，給我國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建設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，使黨和人民不得不付出了相當沉重的政治代價。就大的方面而言，三十年來最滯后的主要是兩個領域的改革。
第一個最滯后的領域，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的改革。
1980年8月18日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題討論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。鄧小平強調說：黨和國家領導制度“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(xiàn)象，權力過分集中現(xiàn)象”。“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”“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”?！皺嗔^分集中現(xiàn)象，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，不適當?shù)?、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，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，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，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、拍板。黨的一元化領導，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。”與此相聯(lián)系，“不少地方和單位，都有家長式的人物，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，別人都要惟命是從，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。”“如不認真改革，就很難適應現(xiàn)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，我們就要嚴重地脫離廣大群眾?！盵1]1986年，鄧小平進一步強調說：黨和國家領導制度“改革的內容，首先是黨政要分開，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。這是關鍵，要放在第一位”[2]。
但是，即使從1986年算起，迄今也整整21年了，而鄧小平當年非常強調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，并沒有多少實質性的進展。他當年曾經(jīng)嚴厲批評的高度集權管理體制、黨政不分現(xiàn)象、權力過分集中于黨委特別是黨委書記的現(xiàn)象以及與其相伴隨的人身依附現(xiàn)象，現(xiàn)在不僅沒有多少改進，甚至更加嚴重了。
三十年改革最滯后的第二個領域，是新聞出版管理體制的改革。
三十年前，經(jīng)過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訓，黨和人民痛定思痛，對“四人幫”憑借掌握新聞出版大權為所欲為、禍國殃民的做法恨之入骨，決心通過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的途徑來防止類似的歷史災難重演。1979年以后，中央果斷地作出了啟動新聞改革的戰(zhàn)略決策，并要求有關部門開始醞釀起草《新聞法》。1983年，全國人大教科文委員會接受彭真委員長交給的重要任務，開始著手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《新聞法》。然而，據(jù)主持起草《新聞法》的領導同志在一篇文章中透漏，某元老級人物當時對中央關于起草《新聞法》的決策明確地持反對意見。他的主要理由是：“在國民黨統(tǒng)治時期，制定了一個新聞法，我們共產(chǎn)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，抓它的辮子，鉆它的空子?，F(xiàn)在我們當權，還是不要新聞法好，免得人家鉆我們的空子。沒有新聞法，我們主動，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?！庇捎谥袊翁赜械膹碗s背景和微妙關系，該元老級人物的反對意見在提出之初并沒有對《新聞法》的起草產(chǎn)生直接影響。然而，若干年之后，由于各種力量的綜合摯肘，該元老級人物的反對意見最終還是起作用了，《新聞法》的起草工作被無限期地擱淺了。在2002年的時候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一位領導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仍然表示，考慮到中國的國情，中國制定《新聞法》的條件還不成熟，過早出臺可能不利于新聞傳播的發(fā)展，因此，中國近期不會制定《新聞法》。盡管這個副部級官員的說法同二十年前中央的決策截然相反，但誰奈他何？至于《出版法》的命運，與《新聞法》也大體類似。直到現(xiàn)在，有關部門對新聞出版的管理基本上仍然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(tài)，只是根據(jù)隨意性很強的長官意志，像二十多年前那位元老級人物所說的那樣，“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”。這對于業(yè)已進行了三十年的中國改革而言，實在是一種莫名的悲哀。
這兩個領域的改革之所以最滯后，主要是因為它們要將公共權力的運行納入民主法制軌道，影響了某些掌權者的既得利益，遭到的抵制最強勁、最堅韌。能否根本改變這個嚴峻情勢，將最終決定中國改革或成功或失敗的歷史命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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